在国际大变局背景下，APEC秉承的大家庭精神是未来全球治理和区域发展的长久动力，亚太地区依然需要APEC这样一个政策互动磋商的平台。
目前，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国际大背景下，亚太经济发展可谓全球瞩目，各种务实的经济合作机制得到空前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很多国际组织机构的重要会议都在亚太地区召开，各国领导人也频繁到访亚太地区。回顾和肯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过去30多年来为本地区的繁荣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期望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转变以及全球经济面临更大下行压力的环境下，APEC仍能固守初衷、肩负使命，担负起作为亚太各经济体之间互动平台的时代责任。
一APEC是一个具有官方性质的“经济合作论坛”。从它的英文名字“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上就能够看出，它与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等这些以“Organization”冠名的组织机制明显不同。APEC是一个“弱组织”，这种功能定位决定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具备类似WTO那样的硬性安排和运作机制。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首届部长会议就强调该机构是以“讨论加强亚太经济合作问题”为主要目标。年在美国西雅图首次召开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峰会）宣言中再次强调：APEC是为本地区人民创造稳定和繁荣的未来，建立亚太经济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要深化开放和伙伴精神，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并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
在APEC的宗旨和大家庭精神的倡导下，APEC形成了以“开放的地区主义”、“非制度性”和“非约束性”为特征的独特运作模式，即所谓的“APEC方式”。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运作模式，主要是基于冷战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符合本地区多样性的客观实际。这样，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灵活务实、循序渐进，就成为“APEC方式”的关键。
年日本大阪会议通过了《大阪行动议程》，确定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合作的“两个轮子”，并确立了经济技术合作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政策共识、共同活动和政策对话。要求APEC经济体成员制定推进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单边行动计划（IAP）就是指由各经济体成员依据自身情况制订和实施的行动计划，没有硬性的标准和要求。而集体行动计划（CAP）则仅限于《大阪行动议程》中确定的信息交流、人员培训等领域。年APEC温哥华领导人会议提出“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倡议，选取一些对本地区及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产业部门，相较于此前《茂物宣言》中确定的/年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提前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等，但其基本前提依然是各经济体成员的“自主自愿”。
年APEC上海领导人会议上达成了《上海共识》，提出了一项更具自主性的“探路者计划”。即APEC将在有条件的经济体成员中率先采取行动和措施，推动贸易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这不但增加了APEC活动的实质性内容，而且其成果也将对APEC进程发挥积极作用。从实际成效上看，它不仅直接促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10+1）”、“东盟—中日韩（10+3）”以及中日韩经济合作更加趋于务实，还极大地推动了该地区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议事日程。尽管这些务实合作机制进展不一，但基本都是遵照“自主自愿”的原则进行的。
二
APEC的论坛性质以及它遵循“自主自愿”原则的运行模式，并不影响它促进亚太区域合作的历史使命，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基于亚太地区复杂的客观现实而采取的运行模式，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亚太区域合作不断发展并取得了今天的诸多成果。
众所周知，APEC经济体成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是世界上其他经济组织所少有的。从地理范围来看，它涉及北美洲、南美洲、东亚和大洋洲；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发达国家；就社会政治制度而言，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国家；就宗教信仰而言，既有基督教国家，又有佛教国家；就文化而言，既有东方文化，又有西方文化。经济体成员的复杂多样性是APEC存在的基础，也是其提出各种倡议、制定一切行动纲领时优先考虑的前提。
在冷战刚结束时的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对国际贸易规则、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也不尽相同。APEC致力于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并通过推动区域内务实的经济合作来完善和加强各经济体成员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建设。除此之外，APEC也介入一些与本地区经济贸易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金融安全、能源及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反腐败和文化合作、备灾减灾合作等，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区域办法和方案，并为此发出了一系列的倡议、声明与行动计划等。
APEC不仅为本地区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熟悉国际规则、融入国际体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试验场和新的政策磋商展示平台，甚至一些发达经济体也往往利用APEC这个平台来推广其外交政策和主张。如年，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在面临诸多国内事务的情况下，依然拨冗赴上海参加当年的APEC峰会，并与各经济体成员领导人利用午餐会就国际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后通过了旨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反恐声明》，从而推动了“国际反恐联盟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政策互动磋商展示平台，APEC成为很多具有条约性质国际多边机制的有效助推器，成为很多国际组织，如WTO、东盟地区论坛（ARF）以及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机制的有力“探路者”和“助攻者”。除此之外，30多年以来，APEC还通过推动区域合作来完善和加强经济体成员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建设。在协调区域内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也为全球治理提供区域办法和解决方案。自成立以来，APEC已举办28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5届工商领导人峰会，多次部长会议，共发表12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以组织名义发表政策性声明8份。
APEC是冷战后亚太地区率先涉足经济合作的组织机制，自成立以来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引领经济全球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目前亚太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诞生的很多务实的合作框架以及论坛性质的对话机制，其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APEC所发出的声明、倡议、所付诸的实践、所发挥的助推及示范作用的影响。
三
当然，也不可否认，30多年来APEC的有些经济体成员发出的倡议并没有在所有经济体中得到认可和贯彻落实。但这并不是由于APEC执行乏力，而是各经济体根据自身的承受能力和利益判断自主自愿做出的政策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恰恰是APEC“大家庭精神”、“APEC方式”的具体体现。近年来，伴随着本地区务实性经济合作的繁荣与发展，人们对APEC的